2021年，在香港高楼林立、

寸土寸金的坚尼地城，

出现了一座2000㎡社区农场K-Farm，

是香港第一个结合了水耕、鱼菜共生、

有机耕种的都市农场，

市民争做农夫，

通过参加种植班、租种植箱的方式参与。

水耕温室每月可产一吨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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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arm水耕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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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arm位于港岛坚尼地城的海边

我们采访了K-Farm的建筑师也是创办人之一陈启豪。

在他的经验里，高密度的中心城区，

市民越来越感觉到对自然的需求，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感，

更促使大家想要开发身边的土地，实现蔬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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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来主持的上海创智农园

为此，我们也采访了同济大学景观系教授刘悦来，

他带领”四叶草堂“团队在上海造了200多个社区花园，

其中就有农园和种菜区，

我们向他请教了北上广深等地的社区农圃状况，

普通市民如何在闹市实现种菜愿望，

以及未来的都市农业。

自述：陈启豪

编辑：倪蒹葭

责编：陈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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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专访建筑师陈启豪

K-farm位于港岛坚尼地城的海边，是全香港第一个结合了水耕、鱼菜共生、有机耕种的社区农场。

我从小在香港长大，小时候还有窗台、露台可以摆放植物，但最近十年香港建了很多“纳米楼”，住的地方越来越小。大约十年前，市民们开始流行去郊区新界租田种，往返需要好几个钟头，等到周末才能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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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arm有机耕作区市民闻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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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水埗社区农圃

所以七八年前开始，香港兴起了社区农圃，现在全港十八个区都有，市民可以在家附近租一块田耕种4个月，然后换下一批市民，排队要轮候很长时间。因此政府希望能够建一种开放式的社区农场，让一块地能够服务更多市民。

K-Farm所在原先是码头的废弃货仓区。2019年，我们参加了香港政府的农场设计比赛，赢了之后，政府就把这块2000㎡的土地免费租给我们，做一个农场的运营。

2021年5月，农场建成开放，正好是香港疫情第三波，大家都困在家里工作，做完事出来散下步，农场就变成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方。

市民可以报名参加种植班，或者租一个种植箱、水培架，有空就过来收自己的菜。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收获的菜很多会送去给老人院。对耕种不感兴趣的人也来农场这一带的海滨跑步，闻下花草树木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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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培菜

水培温室

100㎡的空间，做了6米高的上下两层，提高使用率，每个月的蔬菜量大概有一吨，市民一边摘菜一路能望到海景。

温室设计成12边形，像一个时钟，配合着太阳的方位，阳光少的区域适合幼苗生长，等作物长大，就挪到阳光充足的区域。

每一排水培架都装上了LED灯，需要时给蔬菜补充光照。

LED光照甚至可以控制花什么时候开、开成什么形状。比如厨师可能需要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就算好用灯照射多少分钟，让它开到那个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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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水箱

我们觉得农业不一定是传统又辛苦的职业，它也和科技、未来相关，如果人类去到火星，都要通过水培菜来制造氧气。

因为循环使用，可以减少九成的用水，我们会微调营养水的配方，控制菜的甜度，也可以让它带些青草味，前不久种过一种芥末味的生菜，很适合做沙拉。

因为温室里菜种得很密集，如果有昆虫，它会吃完一整排的菜，损失巨大，所以我们进入温室时都要经过风箱，吹走身上的昆虫，像进入实验室一样。

虽然温室运作需要消耗能源，但其实香港超市里卖的进口蔬菜水果，在食物运输过程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而温室中通过技术控制，也能种出外国的品种，我们就种出了日本品种的番茄、生菜，其实想告诉大家，本地耕作都有机会自给自足。这和未来香港要成为一个零碳城市息息相关。

鱼菜共生，是一个自动化灌溉的系统，我们平时往鱼池里投喂有机粮、菜虫，然后用含有鱼便便的水浇灌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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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池的水自动灌溉到有机耕种区

农场开幕时我们有30条鱼，鱼池是没有围住的，农夫就担心说，会不会有人来偷鱼，没想到过了几天鱼真的少了，我们去看闭路电视，发现偷鱼的原来是海鸥。

我们跟农夫说，有海鸥来也是好事。好在这些鱼成长得很快，现在已经从30条发展到200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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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arm出现的动物们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虽然农场附近有不少公园，但是公园长期有打农药的习惯，蜜蜂、蝴蝶都不敢去的，我们从运营开始，全部菜都没有打农药，吸引了海鸥、雀鸟、青蛙还有蜜蜂、蝴蝶。

而且还向农夫请教，特意种了多样化的本地作物，适合不同的昆虫来吃，比如太阳花让蜜蜂来吸花蜜，小小的农场成为了社区的粮仓。每个区其实都应该有一小块生物多样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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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轮椅人士设计坐着耕种的区域

有机耕作区就是大家在田土里种植。社区里有不少坐轮椅的人士，我们设计了一个坐着耕种的区域，把田土箱摆在适合他们的高度，一个好小好小的改动，但能让他们有机会来体验。

小朋友喜欢蹲着的耕种区，我的儿子蹲在田里就很开心，对他来说像玩耍的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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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arm玉米地

设计农场时，我们找附近居民做意向调研，他们都说海边刮这么大风，盐分又高，肯定种不出菜的！但我们都成功种出了香甜的草莓、2米多高的玉米地。

选择小风的室外或者温室里进行培苗，等长大之后再移植出来，香草用物架固定住，番茄用网来保护……最后都证明植物的生长能力很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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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镶嵌式设计，可拆卸

做这个农场，就是希望传递给居民“绿色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绿色建筑，是一个整体化的系统，因为这块地是三年的租约，如果三年或几年之后不能续约，有可能要搬走，所以我们的建筑设计都是镶嵌式的，把螺丝拆开，可以一块一块搬运，到时去其他地方继续做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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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亭顶部蓄积雨水

三个凉亭除了欣赏海景，本身是一个收集雨水的系统，凉亭顶部做成凹陷型蓄积雨水，然后参加种植班的市民可以用雨水进行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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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顶部装了太阳能板

我们办公室的顶部，装了太阳能板，能够满足办公室里的能源运用。

我自己是一个建筑师，在运营的过程中也变成一个农夫。搭建农场时，我们四个人亲手搬了20多吨泥，搬完当下没事，回到家一个星期都不能躺在床上睡，只能坐着睡。

在K-Farm积累的农业知识，会带到建筑中。比如我也在深圳做社区规划，就建议广场和公园可以开辟小块社区农圃，并且把餐厅厨余结合到农圃堆肥，帮助解决城市食物浪费问题。

未来，也许在城市大厦里、办公室里头都可能有农场，耕种与城市生活的距离在一步步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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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来

香港18个区都有社区农圃，在东京、首尔、曼谷等高密度城市，近年社区农园也屡见不鲜，我们很好奇都市耕作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发展情况，为此采访了同济大学景观学系教授刘悦来。

刘悦来也是社会组织“四叶草堂”联合创始人，该团队在上海造了200多个社区花园，每年以20~30个的数量在增加，他以切身经验和我们聊了聊，如何在都市夹缝中种菜，社区农园发展的难度和未来的都市农业。

Q：如果一个普通市民，想要在自己的社区发展耕种，您有什么建议？

A：

我可以先讲下自己做过的实验，我生活在上海，2016年开始在自己的小区里，造了一个120㎡的花园，花的钱不超过500块。

首先要去特别发现那些“消极”的地方，比如说塞了很多垃圾的小灌木丛、长期荒废的杂草丛，先拍照片，把这个证据留下来，证明这个地方原来确实糟糕，我跟几个邻居说了一圈，说我们弄点种子大家一块种，美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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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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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来给这个小花园取名”苔藓花园”

封控期间下楼做核酸的时候，能看见二月兰盛开，蝴蝶绕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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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封后，和小区孩子们一起清理花园

我最近还有一个小小的行动，支持小区的孩子们用核酸检测的时间，经过花园的时候拍照，观察里面植物群落的变化。

我会引导孩子们发现哪些是入侵物种，比如有美洲商陆、一年蓬、小飞蓬等等。最近出现的海州常山 ，生命力旺盛长得飞快，容易把其他花卉压制，也影响行车视距，解封后，我们一起清理海州常山，这是我们小区居民共同参与的社区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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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来教其他小区居民自己造花园

Q：有没有可能推广您这种社区耕作呢？

A：

这次上海疫情期间，我们“四叶草堂”团队联合全国社区花园SEEDING联盟发布了一个中国社区花园白皮书的共创公告，倡导大家一起来“团一个园”：

如果你所居住的社区，有超过50位居民愿意共同改造同一块社区绿地，就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来提供技术和资源的支持。

6月份，我们想大规模推进这个事。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因为疫情中很多楼栋群、业主群都建立起来了，集合50位居民变得可行，去年还很难。绿地改造不仅是为了种点菜自己吃，它有公共性，可以在这里交到朋友，孩子能把这里当成自由游戏场，他们不再是空间消费者，而是变成了生产者：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我们想要的理想空间。

这块地最方便的来源就是小区内的土地，因为按照城市绿化条例，居民实际上是居民区绿化的直接责任人。我说你谁都不用找，直接干就行了。

你要去特别发现那些消极的地方，有几个邻居一块作证，然后把杂草清理一下，大家筹集一点基本经费，我们小区的苔藓花园不到500块钱，很多植物是小区里扦插来的，上海疫情期间涌现出很多团长，相当于50个人团一个社区花园。

还有可能比如家附近孩子上学的路上，有一块消极用地，状况很糟糕，这时候我们就教他们去查这块归属哪里管，教他们怎么写提案交给省市一级的人大代表，表达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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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智农园，位于新旧两个小区之间

Q：您在上海主持的“创智农园”和香港K-Farm很相似，都是开放街区农园，请讲讲创智农园的由来和推广难度？

A：

创智农园是上海第一个开放街区农园，2200㎡，500㎡是蔬菜种植，500㎡是果树种植，有大约40块“一米菜园”，居民可以认建认养。

它是政府所有的城市公园用地，2016年由创智天地帮助政府建成之后，我们“四叶草堂”作为社会组织负责营造运维。

一开始附近居民参与少，都是需要逐渐地去培育——这就是社区营造，这是创智农园的本质。我们在里面插秧、种红薯、种棉花，慢慢地居民就会过来问。到了第四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变成了志愿者，包括社区花园伙伴作为轮值支持，我们基本做到了不设全职员工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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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认养“一米菜园“

在香港，社区农场一般都有基金会支持，但在我们这里，几乎很少有基金会或社会募捐的支持，如何维持基本的运营收入很重要，近年我们逐渐找到了一种很重要的生存方式——给来参访的团体讲课，收取参访费，有线下也有线上，都记在农园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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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创智农园

Q：都市耕种在上海是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大城市的发展情况？

A：

上海市民对都市耕种的需求，我观察下来是2010年以后出现的。2010年是上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间，上海世博会举办，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很多国人开了眼界，国外的一些公众参与案例给大家蛮多启发。

一开始大家去郊区种菜，然后说能不能在城市里种，商场屋顶上开始出现农场，像K11商场也做水培蔬菜、养了几只小猪。

在越是高密度的中心城区，人们越感觉到对自然的需求。中国内地的urban farming（都市耕作）目前主要分布在上海、深圳、成都，往往出现在新老结合的区域。

比如深圳的城中村边缘，成都是把一片违章建筑拆除后，那几亩地就让市民种东西了。因为管理很好的地方一定按照园林绿化的标准来建设，而新旧结合、城乡结合的地方会出现一些暧昧的状态，特别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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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智农园玉米地

Q：您如何看疫情之后的都市农业发展？

A：

据我了解，这波疫情之中有空间的居民都开始种菜了。

我有一个观点，其实小区绿化带种什么，完全是居民说了算，只要你不砍树，不减少绿地率，你在树底下爱种什么种什么。

但是种的蔬果不能够一次性收获，把绿地全部变成裸土也不行，此起彼伏地收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一直在研究绿地景观的管理，没有任何一个法规规定，菜不是绿化。

种菜的技术并不难，一把种子撒下去，总归都能长出来，更重要的是做社群的工作。这次疫情隔离，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亲密接触的机会，很多楼栋群建立起来，

不确定感也让大家非常想探索开发就近社区的土地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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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来小区花园的落叶收集处

从零碳城市的角度，城市的土地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它一样有生产力，让自然做功，就是双碳的极佳实践。

比如我在小区花园里做了雨水收集，挖了很多沟，把落叶堆在上面，自然发酵，慢慢变成肥料，也鼓励小区居民如果家里养花，来这里取土。还用铁丝网做落叶收集筐，打扫卫生的阿姨自然就把落叶扫进去了，厨余垃圾我们堆肥，在社区就近产生自我循环。

种植过程中，人们就会有一种意识，把身边自然资源发挥到最大的价值，生活习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由此而言，我们团队在上海的社区花园实验，已经实现了完全民间自主生产的可能性，参与者已经不满足于只在自己的小区进行实验，而是希望可以在更加具有公共性的空间如孩子上学、自己上班的路边小空间来进行。

实现人民的主体性的充分发育，才是我们每一个市民真正能安身立命的永续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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