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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漕河泾街道是上海中心城区一个具有普遍特征与问题的城市地区，我们在漕河泾所开展的社区规划也只是徐汇区各个街道同期展开的社区规划项目中的一个。但通过这三年来在地性的扎根实践，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来自“社区规划”的重要挑战，也同时体会到了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中，社区规划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也是切实可行的。

尽管有鉴于每个社区千差万别的历史背景、居民构成及物质条件，社区规划将必然不存在某种普遍而统一的格式与方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可以就其中的一些基本议题达成共识，而这些共识，对于每个已然或者即将参与到社区规划或社区营造的人们而言，都将是有益的。

本篇作为梓耘斋漕河泾社区规划系列的终章，将回顾前述 9 篇的核心观点，就其中对于社区规划工作具有普遍性价值的基本概念、核心难点、重要共识做提炼总结；而这也是一次从空间实践出发，对于当前社区规划工作价值与方法的梳理：社区规划作为一种媒介，它既可以向上较为实质性地与各类城市抽象系统相衔接，又可以向下具体而实际地介入到各类异质性的城市问题之中，使我们有机会立足于一种现实性的视角，深入而具体的探讨社区营造背后所内含的过程与意义。

#02 社区&规划 三年在地实践总结

社区规划之所以在理论层面上可以成立，究其根本正是在于社区所内在的公共属性。就本质含义而言，社区最初的含义就在于指涉“居住在同一地点或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人”，这相应地决定了“社区”不只是城市中某种特定类型建筑及其组合的统称，更涵盖了居住并生活于其中的人群及其组织关系。也正因此，“集体生活的营造”自然成为了社区规划的本质所在。

与此同时，“社区”背后所暗含的空间物质性与社会性的紧密互动关系，与“城市”这一概念本身是同构的，而这也使得社区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同城市规划一样，社区规划是一种规范性的努力，它一边通过设立规则为社区居民的共同生活设立基本纲领；一边也协同着自上而下的公共资源分配体系，将空间与社会资源以更合理而有效的方式，配置到现实性的环境与工作流程中去。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像并非所有城市都是被规划而形成的，社区也并不一定要被规划而形成一个统一的目标。尽管“宜居生活”往往被设定为各类社区规划的核心目标，但城市中社区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居民对于宜居生活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想象，这也使得在现实性的语境中，不同社区之间的规划工作往往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性。

正因如此，在介入到漕河泾具体的社区规划工作之后，我们开始深入思考了这些问题：什么样的社区需要被规划？什么样的社区能够被规划？社区规划的本质目标又是什么？而如要弄清以上这些问题，就需要涉及到对社区规划对象、目标、方法等基本问题的讨论。

/// 社区规划的对象：碎片化的老旧小区

正如我们在本系列开篇“城市社区 01 | 社区是否可以被规划？”中所提出的：“社区”是可以通过物质性的操作来加以“规划”的。并且由于当前我国社区规划所针对的主要对象为老旧小区，一般而言它们都带有大量的历史特征及遗留问题：产权构成复杂、自组织能力较低、社区结构不完整、管理不对位、市场化运营前景不清等复杂现状。与此同时，由于快速的城市化扩张，这些社区往往地处城市中心区域，改造成本高昂，且往往与风貌保护、城市更新等重要议题编织于一体。

于是，无论是依靠政府主导投入资金的并逐年排队进行的房屋修缮，还是依靠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来治理以上顽疾，都很容易陷入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盲目状态，无法对根源性的结构因素做出调整。

具体而言，我们在“城市社区 02 | 漕河泾街道三年行动规划”中，依托漕河泾街道的调研与规划分析，具体分析了造成当前许多社区陷入更新困境的一大结构性因素：老旧社区因构成的多元性及其始终所处的变化语境，致使其在概念、范围、边界上所存在的不稳定、不清晰状态，即社区物质性、社会性，以及管理性单元边界在现实环境中的叠合错位。而由此所延伸造成的，社区在物质、服务与管理范畴的责权不对应、不对等一系列衍生问题，对以往主要依托单纯物质空间设计而展开的规划工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图 01 漕河泾三个圈层范围及其叠合矛盾分析©

社区规划的目标：连接分型的城市网络

一座城市的活力，往往源自其自下而上的结构连通性，人们的生产生活因此得以紧密衔接，从而造就了城市形成的原始基础。而在此之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赖以交流的连通网络，也正是人们选择居住在城市中的首要原因。

在“城市社区 02 | 漕河泾街道三年行动规划”中，我们通过对漕河泾地区逾百年发展变迁历程的梳理，阐述了整个区域内交通性基础设施与产业变迁对其造成的最为根本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其社区环境在此影响之下形成 6 个较为独立的区块，和这些区块内部碎片化、低效消极的微观连接关系。

由此，“孤岛”成为了我们本系列空间问题论述中所反复提及的关键词之一：不论是“城市社区 03”中被南北穿越的凯旋南路，及其之上的高架轻轨线“一分为二”的漕溪地区；还是“城市社区 04”中所关注的华富社区内部亟需重组的散落碎片空间；亦或是“城市社区 05”中所涉及的消极低效的东泉路；亦或是“城市社区 06”中关注的康健区块的滨河岸线空间断裂问题，它们都从不同的尺度视角向我们表明了，社区规划工作的目标即在于对“城市－街区－社区”等多层级上的结构性梳理与连接，以重新构建社区内部的日常联系，并将之整合进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日常运转结构之中。

▲ 图 02 对漕河泾地区的结构性调整实施计划©

社区规划的方法：构建城市连接体

就社区规划的方法策略而言，围绕从结构层面对社区空间连接体系的问题诊断，以及当前老旧小区几乎已无增量空间可供使用的普遍现实，我们将社区规划的工作重点聚焦于了空间断裂点的“缝合与连接”。并于“城市社区 02 | 漕河泾街道三年行动规划”中系统性地阐释了，如何在结构层面以“公共空间识别、公共空间重构、公共空间激活”为核心方法，对社区生活圈展开“层级辨析、分解重构、激活强化”。同时以实施为导向，我们还充分考虑了如何将社区规划嵌入社区资源的供给主体、管理主体、实施主体以及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行动路径，以使最终所有设计想法与项目都能够有效的回嵌地方行动之中。

▲图 03 社区行动计划与项目清单如何对接相关主体示意图©

同时，依据各个片区所面临的差异性背景，我们在设计方案中形成了若干依托微改造项目所形成的“城市连接体（urban connector）”，并具体记录了以上策略在具体实践中展开的操作方式与过程。

概而言之，在“城市社区 03 | 漕溪地区：从‘分界线’到‘中轴线’”中，我们聚焦于凯旋南路对沿线空间的割裂作用，通过针对重要公共空间资源节点的针灸性改造，试图重新强化其作为结构性公共空间“主脉”的功能性与连通性。

“城市社区 04｜华富社区：碎片重组”虽同样牵涉凯旋南路沿线的空间连接，但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周边“支脉”网络体系的具体构建。通过华富小区组团内部一条东西向社区通道的提升，我们在为社区打造便捷生活圈的同时，也为将来凯旋南路向周边社区辐射影响力提供了空间基础。

在“城市社区 05｜东泉社区：触媒联动”，我们关注了东泉社区中段口袋公园“封闭”的空间姿态，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社区“支脉”的“失活”问题。通过口袋公园空间界面的开放与其周边低效用地的重新整合，我们意在以此为功能性的活力触媒，重新激活东泉路内向化的公共空间。

“城市社区 06 | 康健片区：绿轴作芯”所讨论的康健区块，是漕河泾片区的历史发源地，通过针对破碎断裂的滨水环境的修补与缝合，我们在重塑其空间界面连续性的同时，结合在地性的营造手法，力图使之成为这一高密度住区内兼具生活游憩与文化景观双重意义的社区公共休闲场所。

▲图 04 漕河泾街道内城市连接体构想示意©

#03

难点

重要议题

作为个案，我们在漕河泾街道所从事的社区规划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具体的空间操作层面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然而，漕河泾案例所面对的问题语境，尤其是其中突出的难点与困境，对当下中国广泛开展的社区规划工作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参考价值：

- 难点一：碎片化的物质环境

在“城市社区 07｜专题：社区中的边界”中，我们重点探讨了漕河泾街道内部碎片化的物质环境，以及造成这一碎片化现状的阻碍性要素——边界。一道道有形或无形的边界，在区分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行动范围的同时，也划分了城市中公共与私有之间的界线，进而也决定了社区规划因其公共性角色而去发挥作用的领域。

作为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有效开展的社区规划，其当前主要的工作对象聚焦于生活环境亟待改造、功能结构急需提振的老旧住区。而对于这类历经快速城市化过程的空间而言，一边是大量充斥着的，在大规模拆除重建后所幸存的前现代空间“碎片”，另一边则是许多建成不久的，仅依托由道路-围墙体系简单“拼凑”在一起的现代主义功能斑块，二者尚未经由时间与社会日常的沉淀，融合进一种整体性的有机结构之中。

这类碎片化的物质环境虽然表面上较为一致，但实质上由于产权归属、居民特征、建造年代的不同，相互之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对传统以“红线”界定工作范畴的建筑与城市设计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若这一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整合，毫无疑问将对城市整体的连续性及功能性造成消极影响，加大社区服务设施布局的覆盖难度，以及公共资金及资源的投入负担。

- 难点二：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体系

我们在“城市社区 08｜专题：公共脉络的连接”中基于漕河泾社区断裂的空间格局、低效的资源使用与配置现象，呼吁了一种结构性的社区规划，以更好的在整体层面实现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以及不同资源类型之间的连接。而这一所讨论的“结构性”，不仅涉及城市的空间结构，同时也包括对其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结构、行政结构与产权结构。

具体来说，在目前我国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体系中，社区规划师所面临的不光是上文所提及的碎化的空间环境，还涉及繁冗复杂的资金管理和分配体系、缺乏横向联动机制的政府决策体系、以及尚未发展健全的民主机制等。这些隐性的，但同时也是决定性的结构要素，往往使得社区规划工作尽管牵涉主体众多，但在其中的公共利益却常常是非显性的，而这也给设计师们从公共视角出发的规划构想带来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挑战。

以资金分配体系为例，对于大部分的社区规划而言，很多来自上级机构层面的思考，最后都要落实到街道或社区的环节之中，特别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虽然政府每年在城市更新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在少，但现有的资金管理体系及分配方式往往繁复而效率不高。如何最大化地发挥这些资金的效应，花小钱办大事，实现更为宏观的城市发展目标已然成为我们社区规划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难点之一。

此外，由于社区规划师大多数时间的操作范围都聚焦于街道或社区层面，但街道本身没有经费支配权的现实使得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在很多时候是配合街道向上级申请经费。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回应了我们前文所归纳的社区规划的具体操作为向下深入与向上衔接——在街道或社区层面所依托的规划应是上下衔接的，它不完全是单向性的自上而下，也不是单纯的自下而上。

- 难点三：多元分异的利益关系

社区规划所触及的是一座城市最为具体的层面，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因此，它不仅极度的多元复杂，而且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总体而言，城市的现实环境是由各种不同的利益领域所共同构成的，所有出现在公共空间内的纷争矛盾均由此而来。

在“城市社区 09 | 专题：社区规划中的权利关系”中，我们分析了社区事务自身的公共属性，与其空间载体作为商品的排他性（产权制度）之间各类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过去以增量为主的工作语境中，面对着产权及利益关系相对单一的“白地”，规划与设计往往较少考虑其作为沟通平台与工具的媒介价值，更多专注于空间形式与功能上的推敲，以满足任务书中对设计愿景的种种抽象化表达。

但如今在存量规划的语境中，设计工作常常需要触及多方利益主体，在这时，“美感”及甲方单方面的“喜恶”不再成为设计项目中的核心矛盾。规划师们不仅需要充分考虑如何技术性地为空间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同时还需深入这些问题的表象背后，确保社区更新的工作能够超越简单的“涂脂抹粉”，有效调和问题表象背后所纠葛的种种社会矛盾，产生真正长效性的影响。

#04

共识性的认知

关于社区规划

社区规划是持久性的，它不存在一个特定的起点或终点，也不会表现为一张蓝图、一种方案。但尽管不同城市、不同团队所推行的工作方法千差万别，一些共识性的重点内容却是可以被提炼出来的：

- 社区规划需包含一种更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更包容的多方参与及沟通平台、能将物质性载体与其社会性内涵相融合统一的空间设计，以及一个较为稳定的工作框架，以使所有在微观领域展开的“缝缝补补”，能在结构性的指引之下形成一种积累性的工作，最终推动社区在一种有机性的过程之中，持续不断的更新自身。

这些共识的达成，对于当前利益诉求多元分化，实践条件混乱苛刻，潜在收益模糊不清的社区规划尤其重要，因为很多现实中存在的设计障碍往往是刚性的，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但在一个结构性的工作框架下，更多战术性的工作策略能够在一种持续性的过程之中灵活展开。

/// 合理的资源分配体系

社区之所以可以被规划，是由于我国特定的城市制度和管理方式所决定的。

从本质上而言，当前针对社区的营造工作，其资源供给结构还是以自上而下的分配制度为主导，这就相应的需要一种合理的计划和制度

，

将资源和工作引导到社区最需要公共干预的地方，

而这也使得社区规划成为了一种避免

财政资源浪费，有效提升公共服务职能效率与居民感受度的重要“工具”。

同时，与城市更新相关，社区规划工作的内涵与外延通常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密切相连，当前我国普遍开展的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承担着改善民生的福利效用，其更在战略层面被定位为促进中国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切口。由此，社区规划在当前明显具有向上承接和协调更广泛的空间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

一个好的社区规划，其将能够在不同的社会资源范畴之间进行交互与协同，并通过在空间中落实有效的管理与服务，达成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分配。

/// 多方参与的沟通平台

社区规划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其核心目标在于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依托公共部门的行动框架在社区中重新建立城市公共空间结构，

并

以此为载体服务大量潜在的，多元分异的利益相关主体的整体福祉。

也正因此，社区规划需要利用更多维度的技术与制度工具去协调各方利益诉求，最终通过空间改造的实施，在改善环境问题的同时，梳理空间的权力关系与责任边界。

此时，设计工作将更多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出现，

去探索是否能在即不改变产权边界，又能兼顾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前提下，结合必要的妥协与退让，以一种轻量化的操作手法，去调和失衡的空间现状，重新构建一种实用的，公共性的空间关系。

而社区规划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一个

基于空间使用规则制定的沟通平台，即能够向上承接各类发展计划，同时也能向下需要渗透到非常微观的行为活动和空间改造问题，

并以一种整体性和长期性的工作路径，有效的去协调、引导和控制社区中各类资源与行动主体，凝聚面向有效实施的公共行动。

/// 物质与内涵相融合的设计

在社区规划中，物质性的设计仍然是必要且重要的。

作为一种相对持久的结构性因素，物质环境对于社区日常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承载、规范、引导和带动作用。

正如一个良好的边界设计，不仅可以为环境中提供一道美观的界面，同时也可以清晰地界定社区环境中各类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激发结构性的互动效应。同样的，社区的改造更新不仅仅意味着一个

由“旧”变“新”的物质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思考如何在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与空间行为模式之下，

重新梳理社区内、外各类联动关系的社会

性过程

。

社区事务没有红线的观念，围绕社区事务的设计必须打破红线思维，甚至需要将很多红线外的因素纳入到前提性的讨论之中。如果缺乏这一将

空间物质形式与其社会内涵相关联

的设计过程，社区规划将成为一个徒有表面的工作，无法真正助力于社区生活的有效组织和管理。而长久来看，这样生产出的空间也将难以在持续的社会变迁中满足人们相应的使用要求，最终不可避免的导致公共空间及公共生活的持续收缩与衰退。

/// 改造工作的积累性

对于当前中国社区特殊的问题语境，无论是政策导向的制度设计、工程导向的空间翻新还是社会导向的营造活动，要想构造一个整体性的社区，则一定程度上需要将以上工作均嵌套于一个整体性的空间行动规划之上，从而有效的针对当前社区中普遍碎片化、异质化的结构性问题形成有步骤、持续性的改善行动。

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区规划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一个有效的空间规划不仅可以弥补公共部门内部条块化工作模式的不足，为当前自上而下的“清单式”社区改造提供

稳定而清晰的“骨架”

；同时其也可以更好的触及各类公共设施资源之间的组织联动，使得任何从单一视角出发的社区工作，都可以在一种可积累的过程中成为一个

良好社区结构之上的“附着物”

。

因此，当前围绕社区规划的一个重要议题就在于探讨如何将社区事务中来自不同视角的各类计划、项目、组织、活动等整体性的纳入规划的范畴之中，

以在某种稳定而长期的工作框架下，使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工作相统一，节点性与总体性的项目相衔接、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工作相协调，以最终形成综合性地积累效应。

#05

结语·展望

迈向永续的有机更新

“社区规划”是一个有待建立和完善的实践领域，但同时也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工作环节。

对于当前广泛开展的社区规划而言，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对于“社区”以及“社区环境”的认识与了解，同时也更加需要以

一种更具系统性的框架性思维，来理解“社区”与其背后支撑性的城市系统与社会系统间紧密的嵌合关系：

首先，作为人类行为活动的基本物质空间载体，社区规划将是一个

永续的过程

，它不存在一个特定的起点或终点，也不会表现为一张蓝图、一种方案；

其次，社区事务因其突出

日常性与公共性

，也将总是处于一种

动态变化的语境

之中，而这也相应地决定了社区规划在方法层面必须具有足够的

灵活性和持久性。

在很多情况下，

当预设项目开始实施，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涌现并介入其中时，社区规划的核心工作才刚刚开始；

最后，相较于崇尚标准化、流程化与指标化的现代城市管理体系，作为一种过程的社区规划尽管显得尤为复杂而混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与偶然性，但无数在历史中形成的良好城市范例让我们相信，当混沌的城市网络之间的关键节点得以互相连接时，积极而活跃的城市生活将自然发生，

而这一复杂结构层面的有效连通性，也正是亚历山大所述的，一座有机城市的真正活力来源。

城市的空间活力及其有机特征是一种时间性的产物，无法一蹴而就。但对于当前中国社区特殊的问题语境，一旦缺少一种整体而长期的工作路径，各类条线交错的社区事务往往就会陷入一堆散乱，停滞不前。

如何在始终保持一个开放而具有共识的愿景的同时，通过

更加有效的决策机制、项目归纳机制、以及自下而上的公众反馈机制，有效凝聚公共行动，并在一种具有整体性结构的规划引领之下，形成具有积累效应的长期工作方式

——这些都将是我们在未来研究“社区规划”和总结相关实践经验时，会去着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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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建筑师 上海市徐汇区新乐路、东湖路地区城市更新

碎片的整合适用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佳虹社区的“缤纷社区”项目。

建筑更新与文化再生 上海市黄浦区贵州路 109 号空间更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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