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生长 | 柏林自由大学建筑解读_教育空间_设计案例作品

发布时间：2020-08-23 22:24:00 {{ caseViews }} {{ caseCollects }}

设计亮点

毯式建筑的模块化、灵活性和无倾向性空间模式，以及其与城市环境的融合与互动。

在2016年春夏之交的一次欧洲讲学之旅后，我有幸在Raoul Bunschoten教授的陪同下，走访了这所成立于1948年、位于柏林Dahlem区的柏林自由大学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它的创建，代表了二战后东西德冷战语境下，追求民主、科学、平等、理性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它的规划，舍弃了传统校园惯用的轴线、广场和充满纪念性的建筑体量；同时，通过地毯式的网格平面，模块化的结构、立面和室内隔断，它的设计颠覆了长久以来校园建筑的空间逻辑和建造方式，开启了一种均质、灵活和“无倾向性”的空间模式，也进一步展现了工业化预制建造体系的开放性和巨大潜力。

作为现代建筑史的经典教案，这是我自认熟悉的一组建筑。然而当实地走访时，我所观察到的却是更为丰富的层面：细微的场地变化、清晰的流线安排、充足的自然采光、适宜的构造节点。这个意料之外的发现，让我感到一股清澈的愉悦感因而印象深刻。也正是这些我称之为“建筑学的修养“，让人们身处这个似乎可以无限延伸的空间当中之时，也能清楚的感知这不仅仅是一栋现代主义建筑，而是一座以“真理、公平、自由 (Veritas - Lustitia -Libertas) ”做为校训的现代教育殿堂。

或许因为个人对建筑最初始的兴趣缘起于年少时

代的校园记忆，实践以来也一直对教育建筑抱有特殊的情感，当我在今年初正逢疫情而恰巧读到这篇行文严谨、内容详实的文章时，它让我再次思考：相比于70年前，在当下，什么是自由的建筑与空间？

刘宇扬，记于2020年夏

柏林自由大学

(1963-2014)

发展中的矛盾与变异

LA UNIVERSIDAD LIBRE DE BERLÍN

作者

王明皓

EMILIO WANG

前言

INTRODUCTION

▲ 竞赛阶段方案：满铺状态下的柏林自由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作为毯式建筑（mat-building）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由第十小组（TeamX）中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小组赢得的国际竞赛为基础上建造的，可以说是毯式建筑的第一次完整尝试，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让第十小组乌托邦式设想的毯式建筑（mat-building）——这种城市与建筑杂糅的结构，终于可以落实在真实的环境中实践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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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阶段方案：柏林自由大学竞赛阶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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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自由大学第一期“Rostlaube”的建造

这篇文章将以一个编年史的方式具体探讨：

从1948到2014年这66年的漫长历史中，究竟是什么在影响自由大学的发展？

自由大学在时间的长河中都经历了什么变化？

又是什么使得这样一个伟大的设想并没有被完全地落实，又逐步偏离初衷的？

1948

冷战中的柏林

柏林自由大学的诞生

柏林自由大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背景下的产物。1947年至1991冷战，政治上的争执使得柏林的分裂不可避免，而柏林自由大学正式成立于冷战期间的1948年。当时因为东柏林被苏联所占领，原有的柏林大学被划分在东德区域内由苏联占领，并经过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成为了今天的洪堡大学；而在柏林墙的另外一面，在失去柏林大学之后，西柏林人也迫切地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大学，这便成为了柏林自由大学极其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于此同时，由于本身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同时也是为了追求学术上的自由，原柏林大学在被占领后一些大学生被迫退学，另外一些当时重要的学者，也是原柏林大学的部分老教师开始出走。再加上在美英为主的西方阵营的支持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层面的大力支持，使得柏林自由大学由此诞生，并逐渐地成为西德的学术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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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上的对峙，墙上写有“自由（FREEDOM）”

1961年8月，就在距离1963年自由大学国际竞赛两年前，政治气氛逐步恶化，民主德国人士大量涌入西柏林，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间修筑柏林墙。美苏双方出动坦克部队在柏林墙两边对峙，接着两国竞相恢复核试验。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下，柏林自由大学作为追求自由的毯式建筑的出现看似是一种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同时：真实，公平，自由（Veritas-Iustitia-Libertas.Wahrheit-Gerechtigkeit-Freiheit)也在1948年柏林自由大学建校时便成为了其校训。

1963

自由的开端

柏林自由大学的国际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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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1963年的国际竞赛开始了，来自巴黎的事务所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三人小组赢得了这一竞赛，同时他们也是荷兰第十小组的一员，所以自由大学作为一个毯式建筑在一开始是与荷兰结构主义有着极强的关联。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状况下，自由大学诞生了，在冷战中的柏林中，在1963年，来自巴黎的事务所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三人小组在国际竞赛中，为自由大学的设计提出了一种“组织性概念（organizational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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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自由大学模型，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

整个自由大学是以伍兹（Woods）提出并加以发展的将建筑作为一个“组织（organization）”来看待的观点。所以整个柏林自由大学是一个组织系统物质化而成的建筑，这个建筑设立了一个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不仅仅是关注于项目和建造本身，也更多的关注于其自身作为一个可生产的有机体。并不支撑在形式以及物理特征之上，更多的是致力于创造一个组群系统，来允许建筑在时间下的生长,适应与改变。这时建筑不再被看做为单独的建筑，而是一个由“织网（malla）”系统组织而成的“织物（mat）”，所以这也是为何柏林自由大学会被称为“毯式建筑（mat-building）”的原因。

所以自由大学作为一个可生长的自然织物，它是一个人性与自由的产物，所以他从诞生之初就像是一种宣言，一个西柏林对东柏林的宣告，这也解释了为何自由大学得到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强烈支持，不论是舆论上还是经济上，而正是这个支持，使得自由大学能被真正建造起来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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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和自由大学的模型合影

曾经组织这场国际竞赛的评审说：“这个项目本质性的贡献，是他贡献了一种对设定问题的解答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发展建筑本身，而是在建筑中以一种“韧性”——“适应性（adaptability）”、可变性和“灵活性（flexibility）”来组织那些可插入的、可置入的、多变的大学生活和大学的使用；它不单单是今天的，更是那些不可预见的明天的。其最大、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这种组织并不是一个机械化的系统，而是一种人文的关怀的产物。”

第十小组的建筑师们也曾说道：“我们在一切的开始之前，先设定好了一个开放的系统（sistema），一个对人类的生命活动开放的系统，再任其发展。我们的建筑预设了一个多中心的组织，一个可铺展的组织，让他不仅仅与今天所有的现状（场地要素）相联系，更要超过他，让这个结构体在任何的历史时刻都以发展的观点去生长和完善。”

1963

柏林达雷姆的菜园

系统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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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达雷姆（Dalham）

自由大学的场地正如上图所示，位于柏林的达雷姆（Dalham），那里是一个位于柏林郊区的地方，我们眼前看到的只有菜园，这里没有城市，而柏林自由大学正是要在这里新建一个代表自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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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大学（原柏林大学）的平面

那么这个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在上图我们看到的是位于柏林的洪堡大学（原柏林大学）的平面，它代表了一种传统德国大学的模式，它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无论是学术结构还是建筑结构，都是由一个中心的大厅组织和引导空间流线，大学的各个部分是独立的，学生和老师之间有着一个明确的等级分界。而在这样的一个等级之下，学术交流终究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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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伍兹（woods）绘制的阐释自由大学的理念性图表

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在自由大学中希望得到的，正是一个与这金字塔模式完全相反的教学模式，它强调交流（Communication）、平等（equality）和混合（Integration）。

在这样一个新的模式下他们引入了“个体（individuales）”与“团体（groupos）”的概念，个体与团体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关联性，一种组合关系。因为对于60 年代大学模式的批判是他们过于功能主义的设置——对大学各个学科院系的隔离倾向。这种倾向引出了一系列的建筑类型，在其中讲堂等一系列的大学设施以高耸大空间的形式从各个学院中分离出来，切断着他们之间的联系。

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们认为认为“沟通”是“种子”，他们选择了一条旨在促进相互沟通，实施社会互动，跨学科工作，师生合作的路，来试图避免部门之间的严格分离。但仅仅是打开各个学院的大门将他们混合在一起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个体（individuales）”真实的存在了，“团体（groupos）”才可以被称之为团体。因此为了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因为建筑师们尝试设想了一种“学院协同”的方式，这些学院之间的界限不再是由墙壁或入口等组成的物理屏障，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屏障。每个教学部门不再是独立的建筑体，人可以在这中间穿越学科的界限，每一次交叉都代表着一种学术交换，正如自由大学的一位学者说到的：“文化从交换中产生，文化从人们对不同领域和事件的敏感中产生”，所以自由大学的文化之所以会产生，正是由于他存在这种交换，这种交换是观念的也是想法的，同时也是跨学科的，因此交叉则成为了这种交换的物质化媒介。同时，这种以沟通为基础的模型不应该是高层的，只有在低层的状态下，人才会最大化的在空间中流动，他们所设想的交流和交换才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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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交流和融合设想的自由大学的概念性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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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大学交通方式的速度和时间分析

另一方面在沟通与自由之外，可生长性也是自由大学极其重要的一个基础概念：自由大学是一个时间的盒子。在自由大学中，所有对距离的估算不是通过距离而是通过时间，所以自由大学的分析图展示的并不是一张流线分析图，而是一张关于速度和时间的分析图。上图中标识了所有到达自由大学以及穿越自由大学的交通方式和速度，在自由大学中，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将速度分为三种：步行速度，公共交通和自驾车。其中步行是在其中最被推崇的一种，伍兹（Woods）认为所有的私家车辆都不应当穿越自由大学，而公共交通应当充分考虑人行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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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大学的拓展设想，虚线部分为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设想的在竞赛范围之外的拓展

所以整个柏林自由大学应当是一个步行的城市，是一个以步行速度来作为测量标准的一个城市，所以自由大学在外部设立有停车场：无论是教授，教师或是学生都应当把车停在大学外部，平等的行走在自由大学由道路组成的织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拥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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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大学的拓展设想，虚线部分为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设想的在未来的某天，自由大学可以碰触到更远的地方，将城市包裹其中

另外一面，自由大学的时间性还体现在：自由大学是一个生长的盒子，他将不断生长，并具有适应性和可变性。所以建筑师设想：在时间的流逝中，在一个城市的发展中，自由大学将不断地扩张，不断地吞并周围的土地，这种织物系统像“病毒”一般，它会不断地把周围的土地纳入到网格中，将他们同质化，或者说是“自由大学化”。从这个角度上理解，我们可以说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三人小组是极度的乐观主义者，但正如那个喜欢谈“主义”的年代一样，每个人，每个艺术家都坚信着自己的信仰，伍兹（Woods）也一样，他坚信着自己设想的未来一定会到来，他相信：这种织网的巨大优势被世界知晓之后，它一定会被广泛地接受和推广。直到某一天，这一个城市的扩张到达真正柏林的边界，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并且它代表了毯式建筑真正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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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阶段方案：第二张展板内容，街道与流线系统

街道系统

在柏林自由大学的织网之中，首先区分了主要街道和连接型次级街道，在柏林自由大学的重要原则性手册“Mode d'emploi”中就有这样规定到：自由大学的主要街道不可变更，仅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在最小的范围内尊重性的变化；而次级街道则在系统内部具有极大的自由度，连接性的街道和次级网络系统可根据需要修改，这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功能用途；需要安静的私密性区域尽可能的远离主要街道。

这些街道作为城市可以线性成长的起点。这样一个完整的流线系统组成了一个空置的管道来允许人的自然流动，这种流线系统也是一个完善的结构性设备，让行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高效的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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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系统：红色为四条主要街道，蓝色为次要街道，黄色为连结性街道

对于一个大学来说，所有的街道系统的思考都是以最大化大学社区内的联系和交流为目的的，它应避免学科之间的隔离，促进社交活动，师生交流，学生与社会交流，跨学科合作等等；另外，这一系统在交流的同时还需保持足够的独立性和私密性。因而一种促进学科交流，院系交互的过程中，分割各个院系的不应当是物理的屏障而是精神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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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街道空间

另外，正如我们对自由大学的定义中提到的：它是一个“时间的盒子”，因而所有对距离的估算不是通过距离而是通过时间。所以在自由大学所设想的这个步行城市中，坎迪利斯- 乔西克- 伍兹（Candilis-Josic-Woods）三人小组引入了柯布西耶的人体模数系统，以一分钟的行走距离65米作为度量标准，这个模数又可以具体到 65.63=5X0.57 +3X5.92。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三人也都曾工作于柯布西耶的事务所，都曾参与马赛公寓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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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系统：一分钟行走距离的人体模数系统，柯布西耶

借由柯布西耶的这一模数系统，自由大学将时间与空间勾连在了一起，正如我们对自由大学作为一个城市的定义一般，65.63 X 65.63 的一分钟步行范围则成为了自由大学中一个城市街区的大小。但我们必须反复强调的是：自由大学是通过时间来度量的，所以如果有一人说自由大学的街区大小是65米，那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自由大学中的街区大小是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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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街区的模数尺度；图2：四条主要街道作为整个城市生长的基础；图3：院落系统和广场系统的置入；图4：与房间共同组成的织网城市

以约1 分钟（约65 米）的步行距离布置平行干道。次级街道只有主要街道的一般的宽度，4.79 和2.26。最后再置入院落，来形成一个由广场，庭院，街道，街区，建筑体，剧场等等城市元素组成的巨大的织网城市，巨大的步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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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街道和次要街道中的休息区域和交通区域

“所有由系统延伸出来的道路都被成为街道（calle）”，这阐释了整个柏林自由大学作为一个城市的意义，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大学的内部是一个城市，之所以道路可以具有城市性的意义，是因为他必须与人的活动与生活息息相关来形成真正的城市空间，只有这样它才可被称之为“街道”，而不仅仅是一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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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的街道系统与城市平面

在整体的城市街道系统中，没有什么比主要干道更加重要的，而对于整体的街道系统，所有的次级网络必须保持尽可能的开放才可以容纳变量的存在。为了建立这种多中心的，也是去中心化的街道系统，在大学中没有设立标识性的入口，也没有哪个通到次级道路的入口是被明显标识的，正是这种去中心化的特征最大化了空间的流动性，没有等级上的明显差异，这组成了自由大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街道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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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定位系统：在第一期完成的色彩分配中，三条主街分别为红色，黄色和蓝色，两条次级街道被覆盖有紫色和绿色。

对于整个大学的标识性系统是基于颜色，图形标识和数字，以及之后的电子化导视系统组成的。首先是从色彩上，整个大学的地面都有覆盖地毯，以色彩的方式定义不同区域：在具有活力的三条主要街道，和与其相连的“活动性区域”，采用了具有扩张性的颜色：红色，黄色和蓝色。在相对稳定的次要街道区域，以及次要街道覆盖的“休息区域”，则使用具有收缩性的三间色：紫色和绿色。

另外，在色彩之外，每一个房间都被定义为一个有数字标识的“地点”，每个房间都是均好的，也是中性的，所以定义房间的并非它的功能名称，也非它的院系所属，而是数字系统，因为房间的功能是可以改变的，而数字是相对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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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存在于自由大学中的定位系统

这一正交的街道系统有着非常明确的命名方式，纵向的街道被以字母命名，比如：“街道J（Calle J）”横向的街道以数字命名，比如：“街道 23（Calle 23）”。同时所有的街道标注从一开始便不是从最小的数字0 或1 开始的，也不是从最小的字母开始，而是截取了字母表和数字列表中间的位置，这也充分表明了自由大学的这一格网并非从新开始，而是仅仅是他无限扩张的毯式格网的一小部分。

院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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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阶段模型的院落肌理

在竞赛阶段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大量的院落空间。每个院子都有着不同的形状，尺寸并执行着不同的功能。我们可以观察到，有过渡性的院子; 有的院落成为空间组织的中心并以此布置房间; 有的院落被理解为休息区域或布有植被的庭院，还有通过轻金属螺旋楼梯通向屋顶花园的过渡性院子等等。每个院子都以不同的方式绘制，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景观规划，以突出他们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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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阶段展板中对院落部分的图示

艾莉森·史密森（Alison smithson）在《如何分辨和理解毯式建筑（How to recognize and read mat-building）》一文中使用“地毯（mat）”这个词语来解释整个柏林自由大学，正如那些所有的织物一般，他是同样具体“空隙”与“实体”，正是这些空隙（庭院）结构化了整体的肌理网格，正如我们所穿的衣服一样，我们衣服上的线就好像这一织物的实体部分，比如建筑和街道网络，而真正使得我们的衣服呼吸和透气的正是这些网络留下的空隙，也就是院落的部分，他使得整个建筑真正的可呼吸，形成了建筑中的“氧气”，为生命提供灵活性和可变性。

所以这些院落并不仅仅是建筑中是一个“空白空间”，而是可以形成“场所”的区域，是一些可以驻留的空间，他们是连接空间的转换器，是真实的关节，他是一个可以自发性的转化为场所，使得建筑的各部分扭转，运作，联系起来他们并不是分割这些实体的隔断元素，而恰恰相反，他们的存在避免这种隔断，促进了各个区域的连接和转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期的建造完成之后，庭院是被很好的运作起来的，教师会将学生带到院落中，围在一圈上课和讨论，等等，院落开始被一些自发性的行为所占据，这是院落最好的一种开始。

在竞赛阶段的方案中，这些院落作为结构性的元素，考虑到了他的原型与其之后的扩张与发展。我们可以从模型或者空间占用分析图中看出，庭院的实际面积是要大于实体建筑的，几乎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院子，这些院落创造了连续的内向性的立面，来实现良好的内部光照和通风。

院落和街道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流线系统，行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正交的通过街道到达自己的目的地，或是以对角线的路径斜向的穿越一个个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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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阶段方案：第三张展板内容，平面，剖面和院落系统

定量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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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阶段方案：柏林自由大学平面，一层

那么为了最大化人在空间中的移动，一种对中心式的功能布置变得十分必要，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平面中，有一些元素是固定的，楼梯间和厕所，比如说主要街道，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可变化的，从次级街道到所有与街道勾连的要素，报告厅，图书馆，食堂，教室，办公室，公共空间等等。在所有的多中心要素中，他还在寻找一种类型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报告厅的类型，教室也是有着很多不同的尺寸，朝向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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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阶段方案：柏林自由大学平面，二层

和一层比起来除了延伸到二层的报告厅等高空间之外，其他的空间更多的被用作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因为他们也思考到了垂直向的私密性层级，二层的流量必然会少于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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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卫生间，作为定量的锚点部分；图2：实验室；图三：教室和研讨室；图四：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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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阅读室；图2：大型汇报厅；图三：商店

扩张与生长

我们在最开始讲到，自由大学应当是一种开放的，可生长的，可变化的，他是一个建立于自身游戏规则之上的“组织（organization）”。所以在自由大学的生长和扩张的过程中应当最大程度的保证“灵活性（Flexibilidad）”，大学和各个学院部门具有适应新的需求和变化调整的可能性。大学应当是向未来开放的。大学的组织和空间不会被成为确定的或者是最终的，而是不断地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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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图示：对内部隔墙的更改带来功能的适应性变化

各个学院部门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1. 内部空间的致密化，2. 整体格网的水平或垂直扩展，3. 已有空间的位移与改写。限制建筑密度以维持健康良性的环境（比率约为1.2）。高度限制在3 层左右。而三层也是在一开始就被设想着未来的某天可以作为学生宿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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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图示：大学内随着时间变化的能性

参考文献：

BIBLIOGRAFIA/ BIBLIOGRAPHY

·《Another Modern：The post-war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of Candilis-Josic-Woods.》，作者：Avermaete, Tom.

出版社：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2005.

·《Free University Berlin. Candilis, Josic, Woods, Schiedhelm.》，作者：Feld, Gabriel (Ed.)，出版社：Londo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1999.

·《The Free University Berlin (1967-73).》，作者：KIEM, Karl，出版社：Weimar: Verlag und Datebank für Geisteswissenschaften. 2008.

·《

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 nº112, febrero-marzo 1964, pp. XLIV-XLVII. “Concours pour L’ Université Libre de Berlin”

·《L' Architecture d'Aujourd'hui》,nº141 enero 1969, pp.18-35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Dahlem. Quartier des expositions de Bologne”

·《

Le Carré bleu nº6, 1964》,(reproducido dentro de Le Carré bleu nº4, 1998)

·《Institutsbaute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Bebauung des Obstbaugeländes in Berlin-Dahlem. Ein Zwischenbericht 》，作者：Manfred Schiedhelm，出版社：Bauwelt nº47, 1968, pp. 1499-1507

·《Der lange Weg zum industrialisierten Bauen》，作者：Manfred Schiedhelm，出版社：Deutsche Bauzeitung nº12, 1977, pp. 1373-5

·《Rostoder Aluminiumhaut?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Reflektionen, Veränderungen, Neuntwicklungen》，作者：Manfred Schiedhelm，出版社：Deutsche Bauzeitung nº1, 1980, pp. 27-31

·《Freie Universität, Berlín. Una organización construida. Candilis, Josic, Woods & Schiedhelm.》，作者：Muro, Carles; Salvadó, Ton (Ed.)，出版社：Madrid: Colegio Oficial de Arquitectos de Madrid, 2001.

·《Urdimbre y trama: El caso de la Universidad Libre de Berlín.》，作者：Débora Domingo Calabuig, Raúl Castellanos Gómez，出版社：Proyecto, Progreso, Arquitectura nº4, 2011.

·《“How to recognize and read mat-building: mainstream architecture as it has developed towards the mat-building”.》，作者：Smithson, Alison，出版社：

Septiembre 1974, Vol. 9. Londres: Architectural design. 1974.

全文完，原文公号分为两篇。

原链接请点击：

发展中的矛盾与变异：柏林自由大学建造编年史-1

发展中的矛盾与变异：柏林自由大学建造编年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