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2年01期，总第638期。

南京老门东小西湖街区保护与再生实践( 以下简称“小西湖项目”)，是当下国内类似的城市更新项目中比较成功的案例。从学理角度来讨论这种旧街区升维的空间生产，应该跨出建筑学层面的评价，而勇于提出更敏感的社会学深层剖析，来洞悉这种城市更新背后生产力的有效性，以及生产关系合理性的根源，才能找到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高度匹配的机制，以保障这样一个值得称誉的空间生产得以可持续地发展，甚至成为一个可再生产的范式。

东南大学韩冬青教授团队领衔的小西湖街区改造的初现成效，彰显了当代中国建筑师的中坚力量在解决复杂城市问题中成熟的协调能力和操作能力。这是超越了一般设计能力之上的综合能力，也体现了这一代中国建筑师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做好建筑设计，更是为了做好社会设计。

▲  小西湖街区一期实施项目总平面

（来源：《建筑学报》2022年1期）

▲  小西湖街区一期实施项目轴测

（来源：《建筑学报》2022年1期）

旧街区改造不可避免地是属于社会学范畴，因为相比于全新住区中相对简化了的社会关系，老街区中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而空间既是这些矛盾发生的场所，也是希冀用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手段。街区改造是各地政府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投入的民生工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空间生产，并再生产出城市的社会关系。不当的空间生产不仅不会解决社会问题，还会带来更多和更大的问题，所以许多保守的老街区更新的常规套路是不去触及实质性的改变，而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涂涂抹抹。从都市到村镇，这类所谓“政治正确”的无效方式浪费了巨大的公共财政资源。

在这个

语境下，小西湖项目是一股清流。

如果用“耳目一新”来赞誉这个设计，可能会让人觉得是一种批评，因为旧改要么是“整旧如旧”，要么“新生于旧”，似乎不应该突出新。

然而，我还要坚持用“新”来肯定这个项目的优点和亮点，因为“新”是我第一眼看到小西湖项目时的直觉，而直觉不会含有任何自我欺骗。

第一次踏进巷子时，时间已接近午夜，但非遗展厅的灯还是亮的，就像一盏守护着整个社区的长明灯。

看着像是个演员谢幕退场后静静的舞台的巷子，这里的“舞台布景”让人感到非常有新意，尤其是让像我这样深谙京都胡同空间改造难度的建筑师，有一点艳羡南京的同行们有这样的设计自由度，由衷感觉这才是老城更新，因为它不是建筑师的自恋创意，也不是围绕业主的自私创作，而是把创新惠及到这里无法靠自我力量来挽救自己的住民，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中国第一波房地产浪潮已经过去，有能力买房的人早已迁入新区，没有能力买房的那些被戏称为“穷老外”( 穷人、老人、外来打工者) 的居民，则被滞留在城市核心破败的老旧街区。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那些脆弱的老街也在衰老，“穷老外”们的生活场景只能会越来越灰暗。

如果不借助外力，他们无力为自己的生活环境增添亮色。

他者往往更乐于用猎奇的心态在旧城区品味“旧”风貌，而原住民则是本能地逆向求“新”。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城市更新没有直接地惠及到他们，哪怕是别人家的一盏灯打来了一束光，也会给迥困的社会底层带来一丝希望。

▲  夜景

这就把看项目的视角从美学引向空间政治，并借助“空间正义” 的概念来解读。

有着悠久历史的“正义”概念，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一直占据着人类文明史的道德高地。在古代社会，即使是帝王天子，个体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正义” 体现在作为自然化身的神对人类善恶行为的因果报应。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为的社会机制愈发成为决定命运的因素，因此“正义”问题转化为如何把有限的资源进行平等和自由的分配。在现代社会中，表面上被鼓吹上天的平等和自由，只会是倾斜于更得势的群体，会更加拉大强势和弱势之间不平等、不自由的差距。因此，正义成为20 世纪政治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聚焦于能够如何建构相对公平的分配原则。这种讨论的前提是良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因为在丛林社会谈正义没有意义。当社会稳定、寻求良序时，必须要有分配的正义，才能使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假如分配不好，只是少部分人能获利，其他人都受害，社会生产就会受阻碍。

一个表面鲜亮的项目，可能还会有不正义的结果，例如，外来人受益了，原住民反而失利；项目抢眼球了，设计师却亏本；好事做成了，审计却不通过， 等等，都不能称为空间生产的成功。

以下从 “空间正义”立场出发，对小西湖项目涉及的3 个问题进行思考。

1 为什么“空间正义”必须是空间生产的主题

没有人不喜欢城市更新，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因为随着社会生活的中产化，城市更新的导向就是“士绅化”(gentrification)。国外对“ 士绅化”倾向的警惕在于其对场所的“原真性”(authenticity) 的侵蚀；而对于中国当代城市的“士绅化”倾向，我们则要关注原住民的身份自信。“士绅化”有非常微妙的拿捏度：做得好，将老旧脏乱差住区改造成网红社区，提升了该地区在城市地理中的社会身份，居住者对自身的社会形象也更有自信， 这样的旧改就实现了一种空间正义；但如果没有平衡得好，空间设计一味地倾斜于吸引外来游客的眼球，新的空间使他者成为了主人，原住民反而成了局外人，没有在新的环境中获得身份认同，这样的城市更新会降低原住民对原驻地栖居的归属感，导致社会进一步的层级分化，需要对之警钟长鸣。

因此，要把向原住民倾斜的“空间正义” 作为评判城市更新好坏的标尺。如何使弱势的原住民不被边缘化是个难题。在小西湖项目中可以读到像堆草巷31号这样的“共生院”的设计，一方面保留两户不愿意动迁的留守居民，为他们生活标准的升级增设了厨卫设施，另一方面把腾让出的空间转化为文创工作室，让年轻的创业者和原住民共处同一屋檐下，和谐共生。

▲  共生院

（来源：《建筑学报》2022年1期）

如何使原住民在新的环境中有主人翁的身份认同也是一个难题。在小西湖项目中还可以读到像堆草巷33号这样的“共享院”， 这本是一组私房院落，临巷的后院里有颗百年石榴树。历保集团与户主协商如何把私家资源开放给公共景观资源不多的巷子，最终达成协议，院墙做成非常有设计感的镂空砖墙和篱笆，让满院的花团锦簇出墙来；平时院门也敞开，路人可以进院去观赏。

▲  共享院

（来源：《建筑学报》2022年1期）

如何构筑一个共同体，是一个更大的“空间正义”话题。在参观中一个不经意的发现是，小西湖街区的空间是敞开的，不知不觉地会从一家咖啡厅逛到另一家。这些串联的公共配套无疑形成了一个熟人社区的基底， 让社区居民有机会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也是高密度的老城区与柯布式的现代住区的区别所在。这里几栋老筒子楼改造成的青年公寓， 无疑为社区引进了活力人群。开放的连桥和楼梯的设置，使这个难得的人口资源没有成为对原住民侵入型的负面因素，而完全可以成为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能量的好邻居。

这种基于社会设计的建筑设计，是当前城市更新中值得提倡的人文向度。“空间正义”话题的提出，就是在提醒这是服务于谁的城市更新。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会导致许多城市更新项目无疾而终，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投入的无效，还给未来留下了个历史的烂摊子。谁是“城市更新”受益的对象已经有太多的城市社会学的思考，例如佐金(Sharon Zukin) 在《裸城》中对原住民原真生活的思考；萨森(Saskia Sassen) 在《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中对弱者生存空间被挤占的焦虑；苏贾(Edward Soja) 在《寻求空间正义》中对空间资源分配不均的拒绝，等等。“城市更新” 恰恰说明了城市化没有完结，在城市利益再分配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又有了一次参与拥有城市权力的机会。“空间正义”是在追问作为宾语的“谁”(whom)。

▲  街景

2 “空间正义”如何在空间生产中激发出生产力

现代主义带来了空间的自由，包括用空间表达政治理念的自由度，这也是当下中国给与当代中国建筑师的机遇。因此，“空间” 和“正义”的金风玉露相逢，可以转化为一种理论上的生产力，让社会政治因素来丰富建筑学的内容。然而，建筑的价值还是在于如何成为好的建筑，而不应该成为政治符号。在实际操作中，“空间正义”如何被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如何被图化为创作的语言、如何被物化为创作的内容，回答这些问题才是建筑学所要做的事情。

从最有切肤之痛的问题出发来寻找设计的支点，是小西湖项目中各个子项目有亮点的原因所在。城市更新的最大痛点是所有设计师的创意都有可能缺乏法律依据。这样一个在风貌保护区的更新，依照通常的城市规划法规和条例，很难找到一般性的合规合法的基础，也没法进入正式的城市规划审批流程。因此，小西湖项目的一个“空间正义” 的亮点是创意性地提出了“分级管控”的规划思想，并制订了“微更新图则”工具，把大区域分成可用规划工具操作的小组团，以使所有的子项目都可以在法制的前提下推动，可以有设计师合法的创意空间，并使其最终的结果得到法律的保障。这完全区别于现在流行的不先对上位条件进行前置设定的各种各样“爆改”，避免了不必要的“翻车”。正义者要擅长利用正义的工具为自己的正义设计保驾护航，这是小西湖项目值得全国推广的重要一点。

设计师不仅仅是在规划层面上主动参与到顶层设计，在具体的小项目上也能够站在一个宏观的策划者立场，而不是被动的乙方，这也是在小西湖的项目中一个比较普遍的设计师自我身份定位的现象。例如，堆草巷26 号原本是一栋三层楼公房，其屋顶通过轻型钢结构增建了一层，既增加了可用来平移安置原住民的新居，为整个街区公共空间梳理创造了条件，也给这个平庸的建筑在造型上的升级带来了机会。

然而，正是这种建筑师自主的角色定位， 也带来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设计正义。

设计正义的基础是设计师的工作能够获得正当的酬劳。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设计正义就是无稽之谈，再好的城市更新模式也没有人来可持续地推动。

小西湖项目的成功，不仅仅是依靠设计师在创意上的投入，更是建立在设计师花费了大量的人力成本用于场地调研、与居民沟通，甚至解决邻里矛盾。相比之下，耗在小项目上的这些工时远远超过了投入在面积上百倍的一般建筑，而在设计费上，设计师能获得不超过个位数的倍数补偿就已经万幸。小西湖中的各个子项目都倾注了设计师大量的心血，但如果不是有学校和设计院作为依托，又有几个设计师是仅仅依靠这样的项目设计就能自我生存？甚至个别项目还要有设计师自己的经济投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国内类似项目的通病，

正义的设计匹配的是不正义的设计费，因为依照设计费计算的“程序正义”原则，设计费只与投资有关，而与工时无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设方往往要打情怀牌，设计师也乐于、甚至擅长于接这样的牌，于是在全社会造成了似乎讲情怀才是正义的假象，这事实上背离了正义的基础是平等的原则。

一个“空间正义”的设计，也必须包含设计正义。

在坚信“空间正义”会成为创作的源泉同时，从设计师的角度还要坚持设计正义，包括上文所述的设计前提的正义和设计报酬的正义等。

▲  综合控制中心

（来源：《建筑学报》2022年1期）

3 “空间正义”如何在空间生产中倒逼出新生产关系

作为一个政府投资的城市更新，小西湖项目成功的前提是有一个还能够被现行的规章制度包容的决策机制。没有这种机制正义， 建筑师的满腔热情最终都会被所谓的“程序正义”浇灭。

在机制创新、机制正义方面， 这个项目体现了南京政府的包容度，允许一线的操盘团队有决策权。

小到随机的设计变更带来的招采事项，大到牵扯到房本面积增加的问题，事无巨细，都有面向未来的审计陷阱。在操盘手历保集团的层级上，就能决定谁家能提高10% 的面积，哪道分户墙可以重新界定，哪些空间可以置换，等等，这些一线管理者在第一时间的决策，在未来的审计中是否能够通过，在南京机制下也许是个已知数，但对于绝大多数城市而言，绝对是个未知数。这种存在相当大风险的责任担当，如果没有尚方宝剑的保驾护航，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借助小西湖项目来讨论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头等大事——城市更新，首先要讨论的就是能够满足这种新型空间生产的新型生产关系。在适当的整理总结之后，应该把小西湖项目的管理机制向全社会推广， 以展示机制创新会带来怎样的供给侧福利。假如没有供给侧发出的利好信号，就没办法带来其他的红利。

▲  花间堂酒店

作为一个典型的风貌区城市更新，小西湖项目也必然面临着文保规范的各种羁绊。

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对文化自信的强调，老城的文保工作更加法制化，这是值得肯定的程序正义。

然而，保护规划往往会对文物单位有不合理或不合时宜的保护范围和建控范围的规定，例如文物周边建筑一旦推倒，新建筑必须限高退让等等规则，有许多主观的规定既没有历史依据，又不能和现实生活兼容，使本来善意的程序正义没有带来空间正义。

“小西湖”街区是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的22 处历史风貌区之一的“大油坊巷历史风貌区”，是城南地区为数不多的较为完整保留了明清风貌特征的居住型历史地段之一。

我们在今天的改造中体验的是与六朝以来文人雅居之地一脉相承的文雅气息和诗意栖居，但完全是当下的生活。

历史不是静止的，当下也会成为历史。

因此，城市更新就是为了解决城市化中历史街区发展得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绝对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当下、为了未来。

这个原则清晰了，空间正义也水到渠成。

相比于类似的风貌区升级，小西湖项目没有被历史建筑规制束缚手脚，但处处可见与传统建筑可以比肩的匠心工法，不时地能够看到历史遗迹的创意展现， 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人文街区。

例如，花间堂酒店内院的大厅，原来是马道街45 号的普通房子，其1m 多高的基层为制作精良的青石板台基和地垄墙，经考证为明代三官堂大殿基座。

新的设计在该遗址之上漂浮起全新的钢木结构厅堂，成为酒店的早餐厅和多功能厅，让历史与未来同处一室，用建筑的公共性最大化遗产的文化价值。

再如，熙湖里咖啡馆是再利用了一栋建于民国时期的二层私房小楼，但在前院的设计中引入了时尚元素，形成围绕着旧建筑的宜人的新型外部空间，并用这个现代画框把老建筑装裱在城市沿街面上。

设计师在新旧关系问题上的这些思辨，或许会跟保守的遗产保护观点冲突，而其实施也要通过严格的审批流程。

这些精美的实施结果是“空间正义”的胜利，也是这种正义的结果向程序正义提出的诉求：

必须在生产关系层面上解放城市更新空间生产的生产力。

▲  熙湖里咖啡馆

（来源：《建筑学报》2022年1期）

今天，中国建筑师的好作品层出不穷， 小西湖这样的项目，不用“空间正义”来理解，就很难看到它更深的学理价值。正是小西湖项目弘扬了空间正义，也使我们会忧虑这种正义的脆弱性，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城市更新的最大受益者是否是弱势的原住民，作为推动城市设计的主力的建筑师的热情是否得到可持续的呵护，以及勇于担当风险的领军者是否得到了程序正义的保驾护航。这些顶层设计是空间正义的前提

。

更值得引申的是，当下中国的设计条件为建筑师追求这种空间正义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一方面是社会制度带来的机遇，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有这种自上而下动员、统筹和实施能力的机制， 而西方政府没有这么强的执行力；另一方面是社会条件带来的机遇，例如，国外即使有像首尔的韩屋村改造这样的优秀案例，但它做得好和在中国做得好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建筑师的实践是在成熟的私有制下进行的，没有遇到中国老城中不成熟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混合所包含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解决方法恰恰会体现中国建筑师想在作品中追求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假如不敏感地利用好政策红利的窗口期和社会问题的窗口期，用设计来实现空间正义，可能也会错失实现建筑学的社会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用“空间正义”来解读小西湖项目，更有助于把它推广为一个当下城市更新的范式。

都市实践近期动态

《我和我的新时代》——雨儿胡同20号院的故事

深圳+北京丨都市实践招新

建筑编辑 / 研究员 招聘进行时

2022深双主展场 - 金啤坊 (金威啤酒厂)重生计划与改造设计

Click and follow URBANUS

↓

 点击“阅读原文”